《第三条道路》 两栖学者的悲哀

千早爱音

　　一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下，西方各国纷纷走上国家干预经济的道路，国家主义成为主流，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直至70年代滞涨的到来。就像摆钟一样，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大西洋两岸摇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旗，施行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削减税费、减缩政府规模。然后，新自由主义内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相矛盾，财富不均、贫富差距等问题也接踵而来，尤其面对全球化和互联网信息化的扩张，自由化私有化的弊端愈加明显。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的社会主义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遭到挫折，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愈加遭到质疑，古典社会主义（老派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全面公有制、计划经济等也需改变。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示弱，英国工党、克林顿以及西欧众多社会民主党人士的上台执政，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管理模式获得新生。此时，社会政治支持结构已发生改变，政治力量不再囚困于左右之争，人们的政治立场愈加多元。那么，在新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主义之后，经济如何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又如何发展，吉登斯对此进行了研究。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新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吸收了自由主义的纲领，更加开放包容，其本质在于如何运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要素来规范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二

　　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迎来众多挑战，亟待其厘清和应对。吉登斯将其归位五类，一是全球化的问题，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老派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的幻想和浪漫想象和剥削工具，新自由主义者则将其视为经济发达的全新高度，且民族-国家不再重要。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实在的并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起到重要作用，它将仍然保有对内对外的权力。

　　其二是个人主义，老派社会民主主义总是看重和强调集体，但现代社会是否越来越个人化，又要如何应对？吉登斯认为，个人主义问题本质是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关系，我们不应以“以我为中心”来认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一代人是道德沦丧的，而是要看到个人价值相较于传统社会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他们有新的且有价值的道德关怀如生态保护等，这种个人主义是一种新制度下的个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做的是如何寻求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的平衡并寻找一种共同体破坏后的团结手段。

　　其三是左与右的问题，当我们宣称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吉登斯认为，左与右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存在模糊性，如自由主义在19世纪就属于左，如今则属于右，其依赖于情境的变化。他引用鲍比欧的观点

　　“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一种立场只可能是两极化的。”在当下，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在弱势的情况下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然后保留自己的立场才得以上台。如今，极左派已不复存在，唯有极右派，当下左右之争的界限也愈加模糊，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注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在其中实现解放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平衡。

　　其四是政治机构的问题，随着各类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正统民主机制如何进行下去？吉登斯认为，各类亚政治的参与并不能替代政府和正统民主，社会民主主义要不断重构政府回应时代问题，在实践中协调各政治参与主体。

　　最后是生态问题，怎样把对生态问题的考虑整合到社会民主政治之中。吉登斯认为，生态问题是现代性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后果所在，在解决过程中，科学与技术不能被置于民主进程之外。不能机械地信任专家，应当要求他们面对公众的审查来证实他们的结论和政策建言，将公众参与纳入生态问题的政治解决中。

　　吉登斯回应相关问题体现了其结构化理论中的实践色彩，因此他指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为第三条道路提出相关原则：全球化，世界多元化；重视平等，对弱者的保护、在个体主义社会连接新团结；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的原则；作为自主的自由和采用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即一种中立原则，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应付变化。

　　三

　　接着，吉登斯为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三条道理列出了具体的实践纲领，包括国家与公民社会、积极投资型国家和全球化时代三个方面。

　　（一）

　　在国家与公民社会部分，吉登斯从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入手，他认为民主制的敌人是没有敌人，其合法性不是其战胜了其他制度而是来自于自反性的公民群体，民主制的危机在于不够民主。因此，要找到其合法性就要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建设公民社会。比起要更大的还是更小的政府，重要的是要如何应对当下的情境，即在全球化时代对民主化做出结构性回应。吉登斯认为，要进行双向民主，即向下的赋权于民和向上的国家权威相结合；其次要扩展公共领域，公开化透明化；再者是要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取信于民；加强管控风险的能力，这也是其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在公民社会部分，吉登斯认为过往的左派和右派都存在问题，右派否认公民社会中的贫穷不平等，左派认为都是经济的原因，这都是错误的。他强调，必须建设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国家不能吞并社会，国家也不能变为公共社会，“如果国家无处不在，那它也就相当于不存在。”所以他提出以下措施：政府和公民社会应是合作关系；激发地方主动性实现社区复兴；第三方机构要介入参与；加强图书馆、广场等地方公共领域的保护；以社区为基础预防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还将公民社会与民主家庭相联系。在家庭建设中，我们要反对右翼的传统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左翼的激进主义，而要走一条民主化的道路。这是这样一条道路：家庭建设基于两性平等，在共同生活关系中确保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共同承担对儿童子女的保护和养育责任，子女和父母建立亲密无间的民主关系。吉登斯认为，民主化的家庭是一种“社会整合性”的家庭，实现对内民主和对外联系公民社会：“只有当强有力的家庭纽带不仅向内看而且向外看时，它才可能成为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一种重要资源。家庭关系是更广意义上的社会生活结构的组成部分。”

　　（二）

　　面对过往的福利国家争端，吉登斯认为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经济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财富创造视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义者则把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治应重视所有这些因素。他认为，过往的福利制度往往只是亡羊补牢，而不能给弱势民众提供自信和自主意识。因此，他提出国家应该是一种“社会投资型国家”：国家将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和培训的途径投资于人力资本, 而尽量不直接给予利益或提供经济资助。

　　在常识理解上，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平等，而新自由主义者要保留不平等，双方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也出自此。因此，吉登斯首先重新划分了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平等的争论，他认为平等就是一种包容性，不平等就是排斥性。包容性有两种内涵，一是形式上的公民资格和实际生活中的民事、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二是机会平等，包括吉登斯着重强调的工作和教育的机会。所以要从这两方面建立包容性的社会。他提出了包容性社会的内涵：平等、有限的精英统治、公民自由的复兴、“超越劳动的社会”、积极的福利政策。

　　在此，我们要避免走向排斥性社会，而是要将所有人包容其中，将其视为一种主体。投资型国家就是要实现一种积极的福利政策，更关注于人的心里培育和主动性培育，授之以渔，让其劳动超越工作，在此过程中使人达到幸福状态，福利政策的实施要与公民社会、第三方部门相合作。吉登斯以对老年人和失业人群的帮扶为例，“我们应当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应该以更包容的态度看待老年人，使老年人具有选择何时领取养老金的权利，福利政策更具弹性。

　　总之，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要“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接受良好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三）

　　最后，吉登斯谈到了全球化问题。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种新的角色定位，并强调民族-国家的边界又再次转向边陲，各国应在全球化中更为紧密。此外，他主张建立世界性的民族、国家和民主，走向文化多元主义。他向往着一种全世界在民族-国家和多边组织的互动机制下有序且温和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管控分歧，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都是吉登斯关于民主化、公民社会和投资型国家在全球化的自然延伸。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和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一样，他这一位学术、政治“两栖学者”都试图在微观亲密关系和宏观全球化、民主化中建立联系，以强调一种反思性和结构化的实践逻辑，向往着一种有序化解危机的道路。他在现代性的论述中强调了暴力与军事的力量，在结构化中设置结构权力的前提与条件，但我们又很难在他的实践中寻觅到权力的踪迹，如他的第三条道路全球化一般已在现实破产，可能这正是他忽略福柯笔下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结果。

　　而这种所谓的超越左右或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对自己理论上超越二元对立的实践演化。如同结构化理论中所存在的形式统一但又内部对立导致循环色彩一般，该道路没有破除底层的逻辑之争，又如何会持久，只会随着自由与公平这种天盘的摇摆而命运多舛。

字数：3520，作者：何安，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706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