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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杨超越 于 2025-3-1 10:37 编辑
古人云,文以载道。中国文人素来以看重文学的实用功能,不单要用它反映现实,还要用它干预生活。所以,政治家把文艺看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学家则把它看成匕首、投枪,认为写作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救疗的注意”。文学,就是这样被造就,也被利用,它成于现实,也常常败于现实。从以往的乡土文学、问题小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反腐文学,到时下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乡土小说,都在强调与“现实”接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都拖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影子。作家既惦记着“现实”,又惦记着“革命”,免不了顾此失彼,写出的作品要么与现实脱节,要么不够革命(实用),所以我们看到尽是一些伪装的“现实”,及一些虚张声势的“革命”。这种文风在《暴风骤雨》、《创业史》、《金光大道》等红色经典中大显神通,衍至当下,仍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还在孵化那臭哄哄的毛蛋。当年李锐、刘继明们写农民工时,所谓“底层叙事”、“打工文学”尚未形成气候,而今贾平凹携其新作出场时,“底层写作”俨然已成潮流,好像“底层”是一座金矿,只要你肯“对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保持长久的关注”(贾平凹语),不愁淘不到闪闪发光的东西。然而,对于那些悬挂着替天行道大旗的“大写的文学”,很有必要十分崇敬地怀疑一下:它们重建的“水泊梁山”如果也算一种现实,那么,是哪儿的现实,谁的现实?
有人曾抱怨中国文学偏擅乡村叙事,写来写去的大都是“村里的事”。没办法,我们本就在村里生活,不写“村里的事”写什么呢?而今建设新农村、关注底层、为弱者立言又分外时髦起来,作家们更是当仁不让,村里的事、农民的事愈发层出不穷,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又一份完美答卷。然而这样的答卷见多了,我们对农村的印象反倒越来越模糊,对农民的认识反倒越来越迟钝,对“底层”的理解反倒越来越悲凉,越是那些很乡土很底层的小说,越是觉得云雾重重,晦暝莫测。读着那些“村里的事”,禁不住诚惶诚恐:这是“村里”的事?是哪门子村里的事?我们看到的只是文字的乡村,只是文字的底层,它们所贴近的“现实”,并不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是一种想当然的现实——虚伪的现实。
以某些标称“新乡土”、“新现实主义”的小说为例,我们看到的镜像不外乎两种:一是把贫穷落后等同于“苦难”,把辛酸无奈等同于“悲悯”,是为苦难悲悯;一是用滑稽戏谑替代幸福甜美,用皆大欢喜表示积极向上,是为嬉笑温情。悲天悯人派带领大家脱贫致富,乐观潇洒派领着大家说群口相声,或是逼你哭,或是逗你玩,所谓“底层叙事”耍的就是这么两板斧。如果说前者还算得上触及到了“现实”,像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尽管也用冰柜装殓了一具死尸,至少那也是为了痛陈一种凝滞的死难,表达一种推己及人的悲哀;那么,后者干脆就是杀猪匠跳大神,只顾闭着眼睛挥刀乱舞,全然不管砍到的是人是鬼——这一点以刘震云做得最为疯狂,“农民工”只是一块金字招牌,它名义上属于刘跃进,所有权却属于刘震云,所以,刘作家可以用它做砧板,也可以拿它当法器,“我”是刘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什么事,只要好玩,逗乐,有利于“刘氏幽默”,怎么着都好说。由是,这世上出了一部奇书——《我是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我们也看到“农民工”刘跃进穿梭于黑道白道之间,穿棱于骗局与黑幕之间,也穿棱于煽情与矫情之间,就像泥鳅厮混在烂泥里,消弭了它的本来面目——其实它就没什么“本来面目”。
《我是刘跃进》之所以评为2007年度最佳小说,不是因为它写了农民工,而是因为它“以说书人的方式说贼的故事”,刘震云在获奖感言中也说,“这次主流评论家的再次肯定对我是件大事,他们是真的看懂了。”作家写的是贼故事,“主流评论家”一致看好的也是贼故事,你偏要往农民工身上扯,可见是真没看懂。所以,农民工刘跃进只是说书人刘震云借以插科打诨的痒痒挠,不管你痒不痒,随时都可以挠你两下。因此,会看的评论家看到了“羊吃狼的故事”,会为“刘震云式的幽默”“转念一想”再“扑哧”一笑;不会看的评论家则认为作者与他写的生活隔膜了“不是一层,而是至少三层”——“他基本上是通过随意的想象来编造故事,通过强化娱乐要素来吸引读者。”说这番话的是李建军,很不幸,我也赞同他的见解,属于没看懂、没被要素吸引的读者。我要在烂泥里寻找刘跃进,却不知刘震云只是在讲一个“拧巴了”的故事,他不在乎这故事是村里的事还是城里的事,他要的只是一个鸡飞狗跳、鸡零狗碎的贼故事。把《我是刘跃进》读作“底层叙事”真的是高看了它,或许说书人就要幽你一默,它与农民工无关,与生活无关,说到底,这个贼故事只跟评论家的“肯定”和你的钱包有关。
把小说往“拧巴”里整,是许多小说家尊奉的“艺术手段”。只要你有耐性,可以从包里牵出U盘,从U盘里牵出男男女女,从男男女女牵出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拧巴事儿。借助于偶然、巧合,或者明目张胆地胡编乱造,这种文字游戏尽可以无休无止地推演下去。垃圾堆多了也会很绚丽,堆高了也会很壮观,这种绚丽、壮观的“刘氏幽默”,果然令某些评论家叹为观止,不但品出了“中国味道”,还赞美它“土到骨子里却有韵味”。垃圾臭,那是垃圾该有的味道,至少它的臭味能提醒你捂上鼻子,怕的是那种伪装成风景、开发成名胜的垃圾——看上去挺让人心旷神怡的,岂不知让你呼吸的全是毒气。可怕的是,一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门面几乎就是靠垃圾撑起来的,它不是让你直面现实、接近人生,而是为你篡改生活、阻断人生。我们不是没有良好的现实主义传统,假如鲁迅、老舍等经典作家只会煲故事的粥,他们所做的乡土小说、市井小说恐怕早已发臭了。然而,当下的所谓农村题材、草根故事,不但没有承接那种揭露真实、戳穿伪饰的现实主义精神,反而变着法儿逃避真实、玩弄现实,把你带进虚空、眩乱的迷魂阵中。从情节上看,不少“村里的故事”正是精于“拧巴”之道——尤其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村长的故事”,最是擅长这种“百折不挠”的绕口令策略。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便有意延展故事的长度,不断地制造挫折,让主人公历尽艰难险阻、或兜几个圈子才扭扭捏捏地走向“主题”。就这样,“农村现实”被操作成四处邀宠的乡间故事,农村可以“交换空间”,现实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只是为它做一个精致的盒子。当“底层写作”的时代来临之际,乡土小说、打工文学更是迅速地小品化、赵本山化,管它什么客观现实,只要你会折腾能忽悠就够了。正因如此,作家笔下的“新农村”、“新农民”立马红火起来,不仅物质生活突飞猛进,精神面貌也日新月异,虽然人们经常闹点小矛盾、起点小风波,可是从来也没耽误劳动致富,更没耽误谈情说爱、打情骂俏,那情景简直如诗如画,像世外桃源一样令人神往。
在小说里寻找现实,也许我这样的读者并不合格。它们本来就无关现实,你却缘木求鱼,岂不强人所难自讨没趣?所以只好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所谓底层写作绝不是写给底层的,它们是田园牧歌,是阳春白雪,只有那些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才可能有闲情欣赏那种一尘不染的“乡土”,他们看看乡村传奇、乡野笑谈,被滑稽可爱的农民兄弟逗笑,或者翻翻乡间逸事、人间疾苦,为那些不可思议的劫难、悲剧表示一点同情,这样的“底层”能够满足他们道德的优越感、名利的虚荣心,所以对这种“底层”,总是信心为真,几乎不会产生疑异。不仅如此,这类走底层路线的乡土小说还可能会打动上层的上层,引起高层的关注,披上更为华丽的外衣,从而吸引更多的拥趸,获得更多文学以外的收益。经常自称农民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就曾说过,他的写作“多多少少是有些使命感的”,故而才会有“为进城的农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为了写作《高兴》,作者声称他曾多次亲自深入底层,与城市拾荒者打成一片,可以说对他们的生活有了充分了解,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通篇阅读《高兴》,却只觉满纸荒唐言,很难找到什么真情实感。作者高调渲染的“使命感”似乎并没有给作品注入多少震撼力,那位颇风格的主人公并不像“新型农民”,反倒酷似超凡脱俗的行为艺术家。这位不像农民的优秀青年刘高兴,比许多“到城里受苦”的农民工快乐,也比他们幸运,虽然做的是捡破烂的营生,却和进京赶考的穷秀才一样,不但路遇红颜知己,并且发生了一段纯洁高尚的柏拉图之恋,真真是新时代的爱情绝唱,与当年的鸳鸯蝴蝶派很有一拼。这种与时俱进的才子佳人戏几乎成为底层写作的共同遗产,既然你关注底层,怎能不给它希望,又怎能不给它爱情?戏不够,爱情凑,如果你看过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或许会更理解作家的美意,他们不仅能把底层故事唱得姹紫嫣红,还会亲自扮演红娘,给刘高兴、刘跃进们统统配一架通向爱情的梯子。
对不起,我不得不说,你写的农民与农民无关,你写的底层与底层无关,你写的现实与现实无关。这么评价贾氏的“使命文学”,他可能会感到委屈,也可能难以接受,或许他会说:不是的,我确是以与底层同呼吸共患难的心情写作的。贾氏确是希望小说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甚至官方对现在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不错,我丝毫也不怀疑他怀有这种真诚,然而,我觉得尤其需要拷问的恰恰是这种真诚:当你以底层代言人的姿态出现时,当你试图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为底层说话时,就要把底层展示给非底层,就已注定要取悦于非底层,所以我们的作家不得不踩着高跷深入底层,坐着飞机观察底层,用一种俯瞰的视角、玩味的心态,把底层作为帮扶对象,将精英意识奉为金科玉律,这样的底层只能是低下的底层,这样的现实只能是虚伪的现实。文学可以解决问题?写作可以拯救苦难?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作家大概想把小说写成提案,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推出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借此参政议下政,推动社会进步。一个故事改变一个民族,这是何等的雄心壮志,也难怪越来越多的小说只剩下了故事,越来越多的作家成了故事高手。
为了把故事讲好,底层可以变为布景,现实可以充当帘幕,只要能够换来鲜花和掌声。显而易见,“故事先行”比主题先行更糟糕,过度包装的故事造成了一种故弄玄虚的假象,放弃思想,放弃人物,使真切的生命感受懒于出场,也使本真的生活状态失去席位,剩下的只是作者在那儿张牙舞爪,设计可以套牢读者的圈套,“底层写作”遂成“低层写作”,“打工文学”弗如“打拱文学”。这样的“写实”,怎么看怎么像装老实讹人。
生活不会欺骗我们,我们却会欺骗生活。
字数:3611
转自: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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