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师》：托马斯·曼和他的三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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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三个德国。

　　第一个是他的长子长女居住的新德国。它混乱无序，尊严扫地，只想打破和平。这个国家活得就好像世界将被重造，法律将被抛弃和重立。

　　第二个德国也是新的。这国家里有大量在冬夜读小说和诗歌的中年人，他们会涌入演讲厅和剧院去听他的讲座，听他读作品。 在战后劫波中，他有种感觉，他在许多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心目中已被遗弃。当战争开始时，他的随笔和评论文还符合时下主流观点，但战争过半时，这些文章就变得危险而过时。等到争议结束后，无人还想听他这样的人说话。

　　第三个德国是他母亲居住的波林村。那里一切都没有变。年轻人上过战场，许多人丧命、受伤，但战争一结束，生活就继续下去，仿佛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农耕时节的田野里运作着同样的机器，储存稻谷和干草的是同样的谷仓，人们吃着同样的食物，教堂里念诵着同样的祷文。慕尼黑仍然远在天边。火车时刻表也没变。

　　对托马斯而言，平静的岁月转眼间成了惊诧。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年，纳粹赢得了650万选票，而两年前还仅有80万。但他认为，他们的支持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他看来，德国工人 登的承诺是空洞的。人们迟早会醒悟。只要戈洛不再给他看小报上骇人听闻的文章，他就能安定地写他的书了。

　　然而几个月后，在他写作、出门做讲座和朗读会期间德国发生的变化成了他难以忘怀的景象。他答应去柏林的贝多芬音乐厅做一场题为《呼吁理性》的讲座。这个题目在其他时间也许并不敏感，但此刻是的。他认真地准备讲座，越写越愤怒，也越发肯定这些话必须说出来。 他仍然相信听众是他所定义的三个德国中的第二个。他以为贝多芬音乐厅中会坐满冬夜读书的有思想的人。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谴责抛弃文明社会规则的做法，他把这些规则命名为“自由、平等、教育、积极和发展的信念”。他以为他的听众会鄙视他所称的“怪异蛮横的狂潮和原始的民粹游园会上的吠叫”，他们会认同他说的德国工人党提供了“一种怪诞的政治，充斥着群众反射性的癫狂，游乐园里的钟鸣，高喊的哈利路亚，单一口号念经式地重复，直到所有人都口吐白沫。”

　　他发现大厅里到处都是反对者，他们一抓住机会就厚骂、吹口哨。显然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来此就是为了不让他做讲座。他们现在开始喊他下台。有几人离开座位，朝讲坛走去，但大多数观众默默坐着。打断他的人是有备而来。他们都是年轻人。他每次在演讲中拾眼望去，大厅里都是他们寻衅的身影。

　　托马斯继续演讲，这时他收到一张纸条，让他缩短发言，在事态变得更紧张之前结束。他决定不能那么做。不仅因为这种撤退会被广泛报道为可耻的投降，也因为他不知道他和卡提娅还有其他人该如何离开——如果抗议者觉得他们被吓倒了。

　　他越发强硬地批判纳粹的理念，大厅里的起哄声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糟。起初只是个别人在叫嚣，但后来成群的人唱歌、辱骂。到最后，托马斯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他讲完后，显然已经很难安全离开。他看到卡提娅做手势让他去台侧。他在那里找到了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他妻子，他俩对音乐厅复杂的楼梯和通道很熟悉，小心翼翼地带着他和卡提娅走到隔壁的楼房，瓦尔特的车就停在附近。

　　托马斯明白，只要纳粹得势，他就再也不能在德国演讲而无惧旧事重演。想听他演讲的人会觉得参加他的活动是不安全的。他同意出版演讲稿，也很高兴它出了三版，但他知道这没什么用。他已经被打上了标记。戈洛想给他看德国工人党报纸上的讲座报道，他拒绝了，他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 他继续写作，但心里清楚，只要他走上慕尼黑街头，就被注意到。他和卡提娅在河边散步时，他们警惕着周围。他认为反对纳粹是值得的，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打败。他看到，通货膨胀已经让整个国家动荡不宁，在稳定到来之前，会有很多党派倾轧，理念轮换。但柏林那一夜前所未有地让他醒觉，他崇高的文学声名并不能将他置于安全无虞的地位。他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陈述他的思想。他的德国，他在朗读会上对之发言的那个德国，已经失去了中心地位。

　　他从未打算逃离自己的国家。他没能看出预兆。他误解了德国，这个本该刻在他灵魂上的地方。他想到只要自己一踏慕尼黑，就会被从家里拖走，带到一个再也出不去的地方，就恍如身在梦中。

　　瑞士的报纸毫无讽刺地称希特勒为“元首”。托马斯开始失去信心，觉得德国政权不会倒台了。他意识到纳粹不是幕尼黑起义中的诗人。他们是街头打群架的混混，但攫取权力后并没有失去对街道的控制。他们既当政府，又当反对者。他们凭借敌人的理念崛起，把敌人包含在自身之内。他们不怕负面宣传相反，他们想把自己的恶劣行为传遍天下，让每个人，包括他们的死忠党，都害怕他们。

　　他再次想到，阿尔道夫·希特勒很可能也曾经在那些慕尼黑的人群当中。他也许买不起歌剧票，但可能曾等在那里看看是否有谁的票不要了。慕尼黑的冬夜，他站在街头一定很冷。托马斯想象着，接着他也许看到曼家夫妇和他们的司机一起过来，夫妇俩都仪表堂堂，气度尊严，与人保持距离，注重自身在城市里的地位，他们对一些人点头致意，与另一些人打招呼，一切依身份而定。在瓦格纳歌剧上演的那些夜晚，希特勒也许极其渴望去听《罗恩格林》《纽伦堡的名歌手》或《帕西法尔》。他也许会看着那些订好票的人，或在剧院里有包厢的人，衣冠楚楚地从车上下来，而他只能转过身走进黑暗。

　　读者经常抱怨他的句子太长，格调太高。他决定这次的文风要更为高蹈。他要用他掌握的所有体系对纳粹发言。他要用纳粹出现之前的作家曾使用的语气，居高临下地站在德语的地位上对他们发言。他要把大量的从句和嵌套从句掷向那些相信自由与进步的人士恐惧和厌恶的人。他会提出一个仿佛他有权得到回答的问题：所谓的领袖如何在短短四年内，把德国降格成了一个无法被准确描述的国家。他会提出一个仿佛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一个习惯于对文字负责的作家，该如何在这个毁灭灵魂的政权危及整个大陆时保持缄默。

　　他动笔时心里很清楚，此事做得太迟了，而这番如此高傲自信的语气，像是来自一支已经写了许多批判希特勒的檄文的笔。托马斯意识到，从沉默到发言，他转变得太快，可当写下这些句子时，他找到了自信，他把文章再读一遍，感到心头一松。他本该在希特勒上台那天晚上就写的。

　　“我们不想重建德国。”卡提娅说。

　　“亲爱的，为何不想啊？”阿格尼丝问。

　　“投票选了希特勒的那些德国人，”卡提娅说，“还有他身边的暴徒。他们支持纳粹。他们旁观着残暴。事实上不仅仅是有一群野蛮人站在上面。而是整个国家，以及奥地利，都是野蛮的。而且这种野蛮并非新事物。这种反犹太主义并非新事物。这是德国内在的一部分。”

　　“可是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呢？”阿格尼丝问。

　　“让我恶心的就是这点，”卡提娅说，“纳粹领袖和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画，读同样的诗。这让他们自觉代表了某种更高等的文明。这意味着没有人在他们那里是安全的。”

　　他写作时，心里装着理想读者，而他的叙述人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是秘密的德国人，内心的流亡者，或者是未来的德国人，生活在一个从灰烬中重生的国家里。自从他的作品在德国被禁后，他就不确定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创作的小说，还有没有人读原著。它们是为他无法想象的读者所创作的。如今当他为生活在暗影中或将出现在未来的阳光下的读者写作时，他可以运用一种受伤的、喑哑的语调，并创造出一种用烛光照亮一个穹顶空间的氛围。

　　字数：3001
　　转自：A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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