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书城》杂志2022年11月刊
“思考恐惧这种情绪让我乐在其中。确实有很多东西让我害怕，但我克服这种情绪的方式就是直面它，书写它，了解它会在哪里终结……写恐怖小说让我觉得安全而有趣。”在2021年5月与《床上烟抽危险》的英文译者梅根·麦克道维尔进行对谈的时候，恩里克斯如是说道。无数恩里克斯的读者都对“作家是否会在写作时感到焦虑害怕”这个问题感到好奇，因为这位阿根廷女作家的日常便是与在寻常人看来可怖的元素共舞。在《床上抽烟危险》开篇的第一个故事《掘出的天使》里，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独居的单身女子，有一天，女子从梦中醒来，忽然发现自己的床头站着一个周身腐烂了大半的幽灵——那是女子祖母的某一位因病早夭的小妹妹的幽灵，多年前，她曾在祖母家的院子里挖到过这位姨祖母的尸骨。这个桥段似乎深得传统恐怖电影的真传——面对这样可怕的场景，女主人公“不负众望”地受到了惊吓：“又哭又叫，用床单把自己蒙住，紧闭双眼”（引自《掘出的天使》），小说的惊悚气氛也在这里达到了高潮。然而，接下来的故事走向是出人意料的：女主人公逐渐习惯幽灵的存在，并慢慢开始和它建立起一种诡异的默契。自此，文本从单纯的惊悚恐怖滑向了黑色幽默。
文本中的黑色幽默消解了“幽灵”这个形象背后的不祥与可怖，并为小说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小说的结局相当有趣：女主人公陪着幽灵去找它的尸骨，但却没有找到。幽灵的执念无法得到化解，因此它将永远跟着女主人公。这个结局如同陡然一击，彻底粉碎了前文建立起的平衡，只留下一丝意味深长的吊诡。和恩里克斯同属“新叙事一代”的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曾经说过：“创作短篇，就是先建立一个故事，然后摧毁这个故事，并在摧毁的同时与读者建立情感联系。”在《掘出的天使》中，幽灵出现、纠缠主人公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了找回尸骨，但在最后一刻，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这个被苦心建立起来的故事，也随之轰然倒塌。
在和Caja Negra的访谈中，恩里克斯坦言：“对于阿根廷人来说，最恐怖的并不是社会的弊病本身，而是面对这种情况，认为自己永远无法解决，永远无法逃离的感觉。就像是故事里的幽灵，它们永远被迫不断重复一些生前无法解决的事情。”和鬼魂一样，活着的人们也有永远无法释怀的执念，就像在《那段与亡灵对话的岁月》（《床上抽烟危险》中的最后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家人一样。在这篇小说中，一群青春期的女孩聚在郊外的房子里用通灵板召唤幽灵，试图从幽灵口中探知她们那些在“肮脏战争”中被逮捕之后失踪的亲人朋友们的去向。在某种意义上，小说集开篇的故事和结尾的故事构成了一种奇妙的镜像关系：从“亡灵向生者追索”转到“生者向亡灵索求”，在生与死之间，沉淀着一种永远无法超越的痛苦与绝望。很多评论家认为这种痛苦直指独裁带给阿根廷民众的集体创伤。那场持续七年、没有硝烟的战争(1976-1983)是一场沉默的屠杀，隐秘而持续的暴力将深切的恐惧植入了几代阿根廷人的记忆之中。尽管和费利克斯·布鲁索内（代表作《间谍》[Los topos]）和劳拉·阿尔科瓦（代表作《兔之家》[La casa de los conejos]）等这些父母在肮脏战争中失踪或是被逮捕的作家相比，恩里克斯属于“幸免于难”的一方——她的父母在当时并没有被卷入政治纷争之中，因此她并没有直面政治迫害；然而，对于在独裁时期度过童年的恩里克斯来说，成年人的闪烁其词和张皇失措使得幼小的她很难不察觉到外部世界带来的神秘和压迫。当恩里克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魏地拉的军政权已经被推翻，“肮脏战争”时期的隐秘犯罪被揭露出来，电视和报纸上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报道不胜枚举。恩里克斯曾在采访中透露过，当她看过《铅笔之夜》[1]这部电影后，曾和朋友一起放声大哭，而这个桥段被她写进了《那段与亡灵对话的岁月》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恩里克斯与独裁的关系是忽远忽近的：作为在独裁中度过童年的第二代作家，她对成人世界里的暴力一知半解；然而当她可以理解那一切的时候，却只能隔着他人的痛苦去触摸历史遗留下来的断肢残骸。但这种带有距离感的亲历却能让恩里克斯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肮脏战争以及它遗留下来的一切：在小说集《火中遗物》的故事《旅馆》之中，两个女孩在一个由军校旧址改造成的旅馆里，经历了时空的交错，目睹了独裁时期的军事行动，被吓得神志不清；而在《床上抽烟危险》的最后一篇小说《那段与亡灵对话的岁月》中，一群女孩利用通灵板召唤幽灵来探知自己失踪亲友的下落，然而，其中有一个女孩，她没有任何亲人或朋友在肮脏战争中失踪，因此在故事的结尾遭到了一个化形为人的鬼魂的“报复”。第一个故事揭露历史罪恶的意图“显而易见”，而第二个故事则像是一个含义更为复杂的发问：在一场集体性的灾难之后，面对他人的痛苦，幸免于难的人该如何自处？
恩里克斯曾经在采访中说过，童年时期的恐惧和其他的恐惧混合在一起（比如对政治的恐惧、对社会环境的恐惧），就变成了一个恐惧的球，它可能是永远都无法解决的，于是她就让这种纠缠的恐惧安放在文学之中。恩里克斯的偶像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在《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一文中写道：人类最古老而最强烈的情绪是恐惧，而最古老而最强烈的恐惧则是对未知的恐惧。为了抵御这种古老而强大的情绪，人们培养了未雨绸缪的思想，建立起诸多保障体系，避免自己堕入可能的危险之中。在恩里克斯的故事里，最为焦灼的人群莫过于中产阶级。由于害怕阶级下沉——他们不知道何时会下沉，也不知道会因何下沉，但由于拉丁美洲社会的不稳定性，这种下沉的风险是极高的——中产阶级的人们将贫穷视为原罪，避之不及。“面对贫穷和堕落，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排斥，但深层次的情绪是恐惧，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堕落，就再也无法离开那个泥潭”，恩里克斯如是解释道。在故事《小推车》里，她将人们对贫穷的恐惧实体化——贫穷和不幸化为腐败的臭味，如瘟疫一般在街区里传播，被传染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受了变故，沦为社会的边缘人。
由于人们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贫穷和堕落的恐惧，在恩里克斯的许多作品里，包括穷人在内的边缘群体成为了某种邪恶的象征。在《小推车》里，靠收垃圾为生的老人化身为狡黠的诅咒者，让厄运在小区降临，从而完成了对向他施以暴力、羞辱和抱有冷漠态度的中下层阶级居民的报复。在《床上抽烟危险》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掌握巫术或“黑暗魔法”的大都是底层人物，他们本是社会上饱受压迫的弱势群体，但借助民间信仰中原始而黑暗的诅咒，完成了一种对原有社会秩序的颠覆：在《归来的孩子》中，失踪的孩子们化身幽灵归来，终日在广场里游荡，让恐惧笼罩整个城市，从而完成他们的复仇。作者的笔触甚至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延伸到了巴塞罗那——在《悲伤兰布拉》一文中，边缘人群同样化身为疯子和幽灵，让巴塞罗那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蒙上了诡异的阴影。
值得一提的是，《床上抽烟危险》这本小说集里绝大多数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她们皆出身中下层阶级，尽管大多数表面都维持着平静，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无一例外都被某种孤独，厌世和抑郁的情绪所折磨：长期独居，与父亲关系疏离，最后和小婴儿的鬼魂不期而遇的女人；被惊恐症折磨得失去正常生活的女孩；被男友抛弃、有着严重自残倾向，独自来到酒店度假却被鬼魂选作接替者的女孩；掘开偶像的坟墓，吞噬其血肉来获取精神力量的少女；从青春期就开始不断产生被恶魔强暴的幻觉的女孩；蒙着被单在床上抽烟，希望自己如同飞蛾一样被火焰碾碎的独居女子……在某种意义上，她们都不能算是“正常人”。这些或抑郁或疯癫的女人，内心似乎都潜藏着某种自毁的倾向。因此，当她们被某种古老而邪恶的力量推向极端境地的时候，让人不禁发问：这是否才是她们内心真正想要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病态/疯癫的女性形象在西方的语境里演变成了象征父权压迫的隐喻：遭到父权社会的戕害而精神崩溃、陷入病态的女性，被扣上“天生具有歇斯底里倾向”的帽子，从而被剥夺了一切自我辩白的权力。在《床上抽烟危险》这本作品集里，“父权侵害”是一个时隐时现的主题：在《归来的孩子》以及《瞭望台》中，“少女在街头卖淫”和“女人在童年时期被性侵”等情节让这个主题浮出水面，而在《亲爱的心脏，你在哪里》和《不拍生日，也不拍受洗日》里，它则半隐于叙述之中。“父权侵害”在小说集中的高频率出现似乎暗示着恩里克斯以女性身份/为女性身份书写的决心。在2022年4月与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记者的访谈中，恩里克斯说：“成为女性意味着精神上的逃避，愤怒，以及病态。这里面包含的并不完全是怨恨，更多的是一种‘你觉得我应该做个圣母，但我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的心理反叛”。在她看来，历史上很多女性作家（例如西尔维纳·奥坎波，安帕罗·达维拉以及皮拉尔·佩德拉萨等）拥有伟大的想象力，她们书写残酷,大胆地探讨各种另类的性行为以及阶级问题。然而，最终获得了主流世界(统治者多为男性)的认可并被赋予特权的，往往是表现得更为“温顺”的女作家，因为她们显得更为“安全”。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一个洞穴便是属于女性的地方，一处呈现子宫形状的幽闭之处，一座大地上的房子，神秘而神圣。”由于女性具有洞穴形状的生理结构，在父权中心文化之下，女性被赋予了一种“深埋地下”的命运。然而，呈现子宫形状的洞穴又是体现出女性力量的所在，女性身上似乎拥有洞穴那象征意义上的毁灭力量，拥有西蒙娜·波伏瓦笔下的那种“位于大地中心的那种黑夜的‘力量’”。在许多传说故事当中，主人公一旦陷入具有母性特征的影子之中——这些影子包括洞穴、深渊与地狱——就会永远地迷失方向。而恩里克斯恰恰是不惮于将洞穴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剧烈”的叙事者，她无所畏惧地触碰那些尖锐而黑暗的女性议题，用似刀刃的笔杆，毫不留情地挖开现实表面愈合、实则溃烂的伤口，将布满脓液和血污的创面，清晰直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恩里克斯似乎将她内心的某种“黑暗”力量灌注到了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在《归来的孩子》和《亲爱的心脏，你在哪里》这两篇小说之中，受过性侵害的女主人公（化身幽灵之首归来的瓦娜迪斯和为了满足自身性欲而对男性伴侣施加身体伤害的第一叙述者“我”）由被害者变为了施害者——借助古老的信仰/心理的病态化（恋物癖），原本的性别秩序被颠倒，女性试图进行她们的复仇。除了展现各种女性在父权社会的生存状态，恩里克斯也刻画了不同女性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在《岩池里的圣母像》这个故事里，女性可以结盟（例如“我”和纳塔利娅等几个女孩），但也会对立（“我”和几个女孩组成的小团体憎恨西尔维亚）。叙述者“我”和几个女孩并不想和男主人公迭戈开始浪漫关系，只想索求他的肉体，这种反传统的女性心理也体现了作者颠倒性别秩序的意图，尽管这样的颠倒是不彻底的，因为女孩们依然通过打压同性的方式来争夺异性的注意。
恩里克斯从不觉得她的小说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尽管她的作品里幽灵出没、鬼怪横生，但故事的底色却是强烈的现实主义。恩里克斯认为，生活在拉丁美洲就意味置身于恐怖事物之中，鲜有人可以免遭此劫。这位从小受到科连特斯迷信文化影响的女作家、这位喜欢在墓地里散步，崇尚摇滚和哥特文化的酷女孩，她将拉丁美洲社会的集体性恐惧和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不断地翻搅起人们的噩梦，以此告诫世人：那一切没有过去，那一切依然存在。在与Caja Negra的主持人交流时，她坦言，制造谎言来平息人们的焦虑是不公平的，因为，恐惧是一种警告。
《床上抽烟危险》这本书中里惊悚色彩最弱的一篇恰好是与小说集同名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切是毫无生气的，就像女主人公所住的那间“许久都没有活物出现”的公寓；一切都是轻的，仿佛是撞入灯火后化为灰烬的飞蛾。它就像是一座浮出海面的冰山，简单的情节只是露出水面的小小一角，而使得故事失序的关键，恰好是隐藏在水下的巨大冰体。而这个庞大的部分似乎是这本书中其他故事里元素的集合：比如贫穷，比如社会不公，比如人际的疏离，比如无处不在的暴力……这一切都足以让一个举目无亲的独身女人，在目睹了一场火灾之后，决定用一种接近自毁的方式求得片刻的欢愉：
“如果此时她把头探出帐篷，望向房间的幽暗处，就会发现，灯光从床单上烧出的洞里透出，照在天花板上，将其点缀成了一片星河。她想要烫出更多的洞，因为，在看到头顶星空的那一刻她就知道，那是她唯一想要的。那是她唯一想要的。”（引自《床上抽烟危险》）
而大多数其他更为胆怯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忍住他们的恐惧，一言不发，穿过恩里克斯笔下那些真实存在的城市。
[1] 《铅笔之夜》（La Noche de los Lápices）是拍摄于1986年的阿根廷电影。电影讲述的阿根廷独裁政府对未成年人施加的暴行：在1976年9月16日当晚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数名参加过反对军政府游行的中学生被独裁政府绑架，其中六名学生被谋杀，幸存下来的学生曾遭到拷打。 
发表于 2024-6-24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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