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的诗意与哲学性

牛妞

　　尘埃，微不可察，渺不足道。尘埃落定，指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历经变故，最终有了结果。合上这本阿来的《尘埃落定》，仿佛看见古老的土司制度在一片时代的巨响中轰然落幕，而阿来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跋涉而来。他旁观一个旧时代的朽亡和新时代的降临，轻叹了一口气，他说：尘埃落定。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畅快的感觉。阿来的文字很清透，不累赘，不刻意，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偶尔混进一点儿魔幻色彩。诗性与哲学化是阿来的语言表达最显著的特征。

　　他写悲伤：“我走到外面走廊上，眺望远处的青山。正是太阳初升的时候，青山在阳光的纱幕后若隐若现，就像突然涌上我心头的悲伤。”他写时间：“好多时候，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我们早上起来，就在等待天黑，春天刚刚播种，就开始盼望收获。由于我们的领地是那样宽广，时间也因此显得无穷无尽。”

　　这样的文字，同时具备了哀婉的诗性和深奥的哲学意味，并且为整篇小说确立了鲜明的语言风格。作家都是各有风格的，如果谈及“狂野”，我会想起莫言，说到“优雅”，我会想起王安忆，而话题如果是关于“傻子”，那么我一定会想起阿来。阿来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塑造了一个傻子作为叙事者，并且他极力通过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话语为傻子进行反复的定义：“在麦琪土司的辖地上，没有人不知道土司的第二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是个傻子。”阿来格外地强调“我”的傻子身份，一方面是为了得到一个相对疏离、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同时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一方面是为了掩盖“我”身上的诗人和哲学家气质——阿来个人气质的无意识流露。

　　富有美感的文字在小说叙事中是承担着双重意义的，既满足了审美的需求，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且阿来所选取的诗性和哲学化的语言风格，在叙事中造成了含混的艺术表达效果，而这种含混感是和“我”作为一个傻子、一个旁观者的茫然、空虚的内心世界相吻合的。例如：“我害怕从梦里，那个明明是下坠，却又非常像是在飞翔的梦里醒来。如果一个人非得怕什么才算是活着，我就怕这个。”在这一句话中，“明明是下坠，却又非常像是在飞翔”这样一个修饰成分是意义不明、互相矛盾的，对于读者而言，是难以通过想象而具象化的。并且作者将中心语定为“梦境”，增添了一种朦胧感和虚幻感。

　　这正和傻子这个人物形象是一致的。“我”作为一个傻子，在军事战略上是具有超时代眼光的“智人”，在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又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他能够眼光犀利地讽刺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又具有一些非人类的特质，如对痛觉的极度迟钝、死后仍能看见自己的血液颜色等等。总体上感觉，阿来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没有把握好距离，导致“我”这个最重要的人物是不清晰的，是时隐时现的，他有时候情绪热烈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存在，有时候又淡薄清远仿佛逃离了小说文本。

　　傻子无比渴望爱情，并因此拥有复杂的情绪体验。他爱慕的美女塔娜，因为政治的因素被迫委身于他，塔娜很明白地说：“你不是使我倾心的人，你抓不住我的心，你不能使我成为忠贞的女人，但现在，我是你的女人了，抱着我吧。”

　　而傻子并没有因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塔娜，便兴奋得手舞足蹈，他感到的是“既狂喜又痛楚”这样一种矛盾而复杂的情绪，并且颇为深沉地陷入了关于“得与失”的哲学性思考：“这个世界不是完美无缺的。”

　　得到一份性关系，傻子应该觉得圆满，但是他却有强烈的缺憾感，并且这种缺憾上升到了痛楚的层面。一方面，他因为理解塔娜被迫委身于他的痛苦，由于“共情”，傻子也感到了同样的痛苦；一方面，他为自己不能得到塔娜的真爱而痛苦。就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做爱之后有强烈地渴望独处的冲动一样。二者在内心深处，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在渴望一份灵肉合一的爱情。

　　而这种孤独和渴望，我更觉得是作者自身体验的无意识流露。一旦作者的意识占了上风，“我”的个性特点就会显现出一种人性化的色彩，傻子这个无姓名的叙事者形象也会相应地变得鲜活起来。但是当作者不加控制，傻子就成为了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形象。例如：“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天空，又想起了叔叔，泪水哗哗地流下面颊。恍然间，我看见了叔叔。他对我说，他顺一条大水，灵魂到了广大的海上，月明之时，他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我问他是不是长了飞机那样的翅膀。回答是灵魂没有翅膀也能去任何地方。他告诉我不用如此悲伤。他说，从有麦其家以来，怕是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快乐。从这一天起，悲伤就从我心里消失了。” 这里读起来有一点逻辑混乱，我们很那从傻子此刻的内心活动中找到共鸣点。傻子的“傻”，终于通过混乱的语言来表现了，而不再是通过“他是个傻子”“我是个傻子”这样无力的语言的描绘。但是这样的形象，反倒是不真实的，傻子瞬间变成了一个漠然的人，一个符号化的故事叙述者，或者一个文化亡灵。人性在他的身上仿佛要消失了，这和他在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感丰沛、复杂的状态，形成了强烈对比。

　　阿来也在小说中试图呈现他作为一名藏族作家的思考，但是也由于诗化和哲学化的语言表达，阿来所思考的内容呈现得并不清晰，当然这也可能是他有意为之。

　　“有吐司以前，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长，有吐司以后，他们就全部消失了。那么吐司之后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吐司官寨倾倒腾起了大片尘埃，尘埃落定后，什么都没有了。是的，什么都没有了。尘土上连个鸟兽的足迹我都没有看到。”读这段话，是能读出其中历史的沧桑感的，这段话也是释题——尘埃落定后，什么都没有了。

　　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临界点上——那本该是一个辉煌、壮阔、宏大的场面，可是阿来却借用傻子的内心活动，说了两遍“我没有看到”。作者对于时代巨变的态度是淡漠的，也是平和的，他不哀悼，不悲悯，完全没有体现出愉悦，更别说庆祝和狂欢。他没有因为土司制度及藏文化传统的消逝感到特别的悲痛，他只是带着一点感慨说“什么都没有了。”不过或许他满怀怨愤，神情激动，落笔时却故意用不经意的口吻来隐藏自己的情绪。毕竟一部作品的情绪太激烈，会削弱艺术表达效果。并且当作者的情感不加节制，很容易诱引读者走入预设好的圈套，体验一番作者强烈希望他们体验的感情。就像《平凡的世界》，路遥渐渐把孙少平写成了路遥本人，小说也呈现出一种日记的风格，这也是《平凡的世界》有缺憾的地方。

　　在描写藏文化的时候，阿来并没有特意地美化它，小说只是在客观地描摹，当然色彩是灰暗的。比如行刑人尔依割去翁波意西的舌头、家奴索朗泽郎承受主人的鞭打……土司制度的腐朽和落后可见一斑。但是阿来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批判和反思，也没有对受压迫的底层人表露出过多的同情，他只是在利用藏文化的诸多阴暗侧面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

　　作者选用一个傻子作为叙事者，傻子除了在爱情中表达热烈的感情之外，更时候都是冷静而从容的，他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却仿佛置身于故事之外。作者将叙事者剥离故事，获得一种较高的视点，同时也在无意识中流露出一种“与我无关”的写作态度。六七十年前发生在藏地的这一段历史，虽然已经随着时间远去，可是真的与我们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阿来这篇小说不够好的地方，恰恰是他太冷静、太淡然的立场所致。整篇小说只是在呈现文化，编织情节，但小说并未体现出作者的同情，也极少展现文化的力量。小说暴露土司制度的丑恶更多，可是又看不到作者的批判，阿来对藏文化、对土司制度、对红白汉人是什么态度，我们也完全弄不清楚。作者可以站在一个制高点去批判，或者像托尔斯泰或狄更斯一样流露出深沉的同情，但他放弃了，他更多地是在冷静地呈现和书写。

　　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曾说过：“要说我对写作的效用有什么热烈的企盼，那就是我的读者能够更好地想象并且感受别人——那些人也是血肉凡胎，也在胼手砥足，也会误入歧途。”不少现实小说鼓励读者与人物建立认同感。但是阿来的《尘埃落定》中，我们很难认同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每一个带有藏文化烙痕的人物在被创作之初，已经缺失了作者的同情——他们和土司制度等藏文化元素都只是历史的尘埃。《尘埃落定》其实书写的是这样一个世界：男人玩弄权力和女人、主人欺辱下人和女人。女性在小说中，是家奴，是联姻的工具，是梅毒的携带者。而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想象与构建，又总是借托“乳房”这一意象。“卓玛走过来，用她饱满的乳房碰我的脑袋，我硬着的颈子开始发软。”类似的描写非常之多。

　　结尾一场爆发的梅毒，更是让读者彻底地厌恶阿来笔下人物的肮脏和淫乱。作者在靠近结尾处已经难以克制自己，诗意与哲学化的语言风格也无法遮盖他意图毁灭人物的想法。阿来反复强调的那句“尘埃落定之后，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超脱和冷静之外，是一份近乎冰冷的不同情态度。作者尚且如此，那么读者又从何生发出同情呢？

　　莫洛亚在《最伟大的》一文中说道：“ 波德莱尔在评价雨果时说，诗人“总是表现出他是一切软弱的、孤独的、悲伤的、一切具有孤儿性质的东西的温柔的朋友”，而阿来的诗性仅仅表现在遣词造句上的优美，小说文本是缺乏对人物的关爱的，因此阿来并不能算一个真正的诗人或者哲学家，他只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编织出一篇情节严密，具有阅读快感的长篇小说。但仅此而已。

　　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中所强调的那样，衡量价值的重要标准是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永恒且普适的魅力：“只有跨越时空，使所有人都有所收获的诗歌和小说才能称其为伟大。”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尘埃落定》还是有距离的。

字数：3346
原作者：江边一只梨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448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