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 作为处理家事的“私人信件”，红票谈得并不是国事与天下事

江海鸿牛

　　欧洲传教士于康熙年间进入大清的权力中心后，西学东渐才变得频繁起来，但随着中西方日益密切的互通往来，中国却没能抓住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进行一番自我革新。《康熙的红票》一书透过这段历史迷雾，试图从细枝末节和偶然性中挖掘出些许真相。

　　包衣奴才——欧洲传教士的中国角色

　　明末清初之时，利类思、安文思两位欧洲神父走进大清的权力圈，他们的命运就此出现重大转折：两人得到朝廷重用，传教前景一片曙光。相较于明廷的保守，清廷对西洋人更加开放与包容，从利类思、安文思能够进入大清权贵佟家门下便知一二。佟家与清廷皇室存有长期的联姻关系，因此这个家族被称为“佟半朝”，他们依靠影响力将全国知名的传教士招至门下，待条件成熟时再引荐入朝。于是，两位神父名正音顺的成为了“包衣奴才”。

　　“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据清史前辈孟森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满人入关以后，包衣奴才专指满人权贵家里面的奴才，是整个奴才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一群。

　　在那段时期，洋人、满人与汉人所代表的不同群体因西洋的“红衣大炮”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也被整合到一个屋檐之下：大清。皇帝用亲善之术笼络各路人才，同时保持与欧洲的互动往来，利用传教士带来的大炮火器及造炮技术来稳固自己的江山。

　　在康熙的政治版图里，不难发现传教士所发挥的巨大价值：改良武器、讲授西学，铲除鳌拜势力，再到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传教士凭借这些取得了最珍贵的信任——上达天听，且能够长期“侍奉”在主子左右。康熙为了更加便利的行使大权，绕过朝廷让内务府来处理诸多重要事务，作为洋奴才的传教士才有机会深入皇宫内廷，为中西方的交流创造条件。自此，西方的文明成果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权贵们的生活日常，他们不仅学起了西方文化，也用到自万里之外引进的各式西洋物件，帝国的统治者则在对外交流中谋得了利益。传教士通过科学实证赢得主子的信赖，进而建构起跨越东西方的对话渠道。于是，在后人定义的“全球化”中出现了大清的模糊身影：瓷器技术西传欧洲，玻璃烧制扎根京城，中西医术相遇东方。

　　康熙眼中的家务事

　　作为大清帝王的贴身侍从，传教士的言行都会受到罗马教皇的管理与约束，这势必造成大清与欧洲教廷的沟通障碍。当教皇实施相关禁约时，直接影响的是康熙身边的“洋奴才”，这一举动在主子眼中是无法容忍的。为此，双方互派使节来沟通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认知问题。罗马教皇使团访问大清时，使节多罗同福建传教士颜珰就“中国礼仪问题”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签署了教内的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

　　当面向康熙帝作沟通交流。然而康熙则以一次私人家庭聚会的形式接待来访的客人，从时间、地点、衣着的选择，再到接待流程的安排，无一不透露这次交流的非正式性。可以说，在康熙心目中，双方所涉及的话题仅限于“家长里短”。作为东方大国的帝王十分耐心的与访华使团周旋，所看重的依然是欧洲的军事技术与先进文化，而中国礼仪问题只不过是欧洲教廷内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解读有失偏颇，这些并未引起康熙的重视，而他派往欧洲的两个使团中的四位传教士，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音信全无。康熙在晚年期间又因太子的反复废立焦虑万分，所以内心特别渴望传教士的回归，以辅佐他渡过难关。

　　为了向欧洲准确传达大清传教士的所做所为，康熙下令内务府印刷朱红色的公开信（即红票）发给欧洲，名义上是寻找出访西方的四位洋钦差，实则以个人身份试探欧洲的态度，为下一步的磋商做准备。康熙用一封私人信件表达着对所派传教士的牵挂，用委婉的方式提醒欧洲要及时反馈相关音信。以上种种举动足以说明康熙未将中西交流上升到国家层面，他所追求的不过是向教皇索要几个有用的洋钦差罢了。

　　个体的意识觉醒与群体的思维封闭

　　康熙于1706年和1708年两次派出四位“洋钦差”出访欧洲，巧合的是他们均未返回大清。第一支队伍中的两位传教士遭遇了海难，第二支队伍的另外两位传教则病故于异国他乡，他们的猝然离世使得大清与罗马的交流逐渐停滞。从清廷官宦到在华传教士，从满人权贵到黎民百姓，在这场短暂的中西交流中，虽有个别个体的意识觉醒，但当他们组成一个群体后，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特征则趋于一定的封闭性——共同维护着权威，又共同屈服于权威；就如同紫禁城的高墙，伴随社会的演进，其已成为与外隔绝的“人造屏障”，而当“规训之墙”砌成后，这个群体的封闭落后就成为一种必然。令人可悲的是，身在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虽有偶然性的意识觉醒，也实在太过渺小了。

　　康熙帝的“红票”是一封颇有诚意的私人信件，他希望得到传教士的音信，期盼他们回归大清，继续以“奴才”的身份侍奉其左右，为他出谋划策，更是为了江山永固继续与欧洲互通有无。但如果西学东渐仅限于清朝皇室的私家后院，从根本上就缺乏了国家层面的变革动力，更谈不上具备向现代化转向的集体意志。

　　字数：1809
　　转自：王桴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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