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那个叫普宁的男人决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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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流亡，中年鳏居，老年失职，人生每个阶段不啻天崩的灾难都落在了铁莫菲·普宁这位可爱而并不迷人的朋友身上，尽管纳博科夫的笔调显得那样的幽默，以及略带嘲讽的姿态都无法使我摆脱一种危机感，而我们的朋友普宁却浑然不知，出于基本的道德感我很想提醒他，又或许是捉弄带来的恶心感迫使我这么做。当然，普宁还是以其老派的富有俄罗斯味道的乐观贯穿全书，根据整部书，显然，换成一种颇为明智的审慎也无济于事。

　　自第一页，普宁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他坐错了车。当然，他本人还需要几分钟才发现这个事实。事件总是成串的，仿佛多米诺骨牌，我笃定自普宁教授接受演讲之邀的那一刻起，坐错车，抛下行李，拿错演讲稿等等尴尬事便是命运的凑巧，无法改变，可以预知。

　　在温代尔学院工作的九个春秋中，普宁遭受并处理这类无关紧要的小麻烦并不少，就像雪糕融化的前一秒将其含入嘴中，庆幸与冰痛成比例的达到一种差强人意的调和。而成为事实的是，普宁讲课的姿势、普宁的吃相、普宁抛给女学生的媚眼、普宁的手势以及普宁的蹩脚英语等等普宁式的事物被人模仿，成为一个玩乐的佐料，一种生活的边角料。

　　根据我如上的叙述，我们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一位大腹便便，纤细的双腿（没错，可笑的不成比例！），已经近似秃顶且发言、行事迂腐可笑的老学究形象。然而，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普宁出生于旧俄国的高级中产阶级家庭，所受的是那现已匿迹的贵族教育，在他上大学时，还自导自演过浪漫戏剧，斑斓的前程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直至十月革命的爆发。普宁参加过邓尼金的白军，之后流亡到巴黎，出没于酒吧、剧院、咖啡馆和流亡者们的聚会，那时的他已经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了。承蒙希特勒，普宁逃到了那学术环境不甚理想的美国，在系主任哈根博士的庇护下成为了温代尔学院的一名助理教授。

　　一切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切悲欢离合的个人经验在叙述中被摧毁了，叙事的灾难位移到了感情领域，普宁的感情经历并不顺利，在巴黎，他迷上了一位名叫丽莎的姑娘，而丽莎心心念念的却是“我”（故事的叙述者），在确定与“我”无果后，普宁如愿以偿的与她结婚了，又“出人意料”的被绿了，成为孩子“海上的爸爸”（理所当然，还有一位“陆上的爸爸”）。令我伤心的是，铁莫菲本应该有一段圆满的婚姻，时针回溯到大革命之前，他与那位文雅、娇弱、温柔的姑娘米拉是一对青梅竹马。而米拉的命运落在了另一份蛋糕上，走进了法西斯集中营，那颗接吻时能听到起伏声的心脏悄悄地熄灭了，普宁梦境中的模仿品也黯淡了几分。

　　纵观全书，道德反而在平庸的普宁身上凝聚成了实体，而解雇的消息又落在了实体和身体之间，普宁得走了，带着冗余的杂物，将自尊作为旗帜插在老掉牙的车头，迎着晨霭，滑落到与公路成九十度的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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