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她挥挥手”——《远山淡影》中的叙事与反思

牛妞

　　“朝她挥挥手”——《远山淡影》中的叙事与反思

　　石黑一雄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出版社紧急加印。昨天在书店购得处女作《远山淡影》，今天就迫不及待地读完了。

　　小说叙事波澜不惊且相当模糊，很多事情只是点到为止。虽然通过“我”的现在和“我”的回忆这样的双线叙事（下文的“我”均指小说里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制造了一些悬念，比如在现实世界中，一开始讲到我的大女儿景子自杀了。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的回忆淹没，时隐时现，让人狐疑丛生，直到最后才能从叙述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解释这件事。可以说“模糊”——模糊的双线叙事，模糊的回忆——正是本书的叙事特色之一。

　　我的回忆

　　在最后一章之前，小说有三条线索，或者说是三家人：一是我与女儿妮基；二是我与佐知子及其女儿万里子；三是我与公公续方先生。我的回忆与所知所感就围绕着这三条线索展开。

　　大女儿景子自杀后，小女儿妮基回家小住。这时，我开始回忆起战后在长崎邂逅的邻居佐知子及其女儿万里子。我帮佐知子介绍工作，照顾万里子，和她们一起出游，见证了她们与美国人弗兰克的纠葛。在这期间，我的公公绪方先生来家里小住，他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战前，与我的丈夫二郎，以及曾经的学生松田重夫产生了不少争论。

　　书中的每一个人都个性十足，不过如果说在平稳叙事中有一丝微妙之处的话，就是佐知子和万里子。她们的心态奇怪，举止乖僻，而且似乎随时都能出言中伤他人。不过，她们终于还是能依靠弗兰克够离开长崎、去美国了吧！读者抱着这样的想象，结束了倒数第二章的阅读。

　　读到这里，无论从个人感受，还是社会变化，都达到了至臻的状态。但小说的最后一章，我在和妮基的对话中再次回忆长崎的生活，忽然说“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237）——原来我就是佐知子，佐知子就是我，佐知子的女儿万里子，就是我那自杀的女儿景子。可以说这是推理小说中的“叙述性诡计”，由此回看前文的一些对话，也能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比如小说里反复叙及万里子不愿离开日本，乃至自杀未遂，而佐知子则坚信万里子能很快适应外国生活。读到最后，读者可以想象，这种不适应，显然是万里子亦即景子走向封闭、自杀的重要原因。

　　当然，笔者无意也不可能从推理小说的角度来看本作，而且正如许多人对本作的评价，是探讨内疚和自欺的。我通过叙事，力图改变自己的回忆，虚构出佐知子、万里子，才能坦然面对曾经的过往。英文书名用了Pale，说明这些回忆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变得苍白、暗淡，以至于让我有意无意的弄错。到底这些回忆哪些是真实，哪些又是虚构呢？其实没有必要弄清楚，因为这种虚虚实实的内容，才是回忆的最真实体现，它们逐渐成为了“远山淡影”，迷雾重重，亦真亦幻，逐渐暗淡。

　　战后时代

　　除了所谓自欺叙事，全书围绕着日本战前战后做了讨论。译者在译后记里提到，石黑一雄“强调读者不要把他的作品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号入座”（247），但显然本作的叙事背景就是二战后的日本，时间大抵在朝鲜战争时期，而且突出的就是以二战作为分水岭，日本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书中松田重夫说的，“这几年很多事都变了”（187）。

　　到底什么变了呢？就是人的社会结构与人的思想变了，我的公公绪方先生的经历就是一种代表。

　　就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东西是好是坏这一问题，绪方先生和儿子（我的丈夫）二郎进行了争论。保守的绪方先生当然持否定态度，认为美国不了解日本人的处世之道——“日本人对这些全都欢迎，大谈特谈什么民主，学校里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我们献身教育，确保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80）。

　　绪方先生是退休老师，他的这一态度进一步引发了他与以前的学生松田重夫之间的争论。毕业许多年的松田也成为了老师，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绪方先生，不巧被绪方先生读到了，他生气地评论道：“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暗示说这一行没了我们真是庆幸。事实上，他甚至觉得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就该被解职了。”（31）

　　在小说的中后部，绪方先生终于见到了松田。在两人的对话中，松田说了大量绪方先生难以理解的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如下这段话：

　　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188）

　　其实松田并非是针对绪方先生一人，而是针对战前的教育体制，或者说整个战前体制。但全书里，绪方先生自始至终都未能理解松田的话。

　　然而，让绪方吃惊的还不止这些。某天夜里，二郎的两个同事来家里小坐，带来有趣的消息：在选举中，夫妇投给了不同的政党，即便丈夫用高尔夫球棍打了妻子也无济于事。绪方对这件事——不是高尔夫球棍，而是对投给不同政党——大吃一惊。或许在在他看来，妻子就应该服从丈夫，投给不同政党这种事在以前绝不会发生——被用棍子“教训”，也是应该的。直到小说中后段，我带绪方先生到藤原太太的店，他仍然对这件事念念不休。

　　相比绪方先生，藤原太太则略有不同。她的丈夫原来是个要人，过着十分体面的生活，但现在却在开面馆——“她失去了一切以后才有面馆的”（140）。但藤原太太虽然对时代有所抱怨，但仍然努力的走向新的时代。与藤原太太相反，我的公公绪方先生似乎仍在过去，比如他对藤原太太有一番评论说“太遗憾了，像她那种地位的人开起了面馆……我想去拜访她、向她问好，可我想这会让她觉得很难堪。我是说她现在的现状。”（179）

　　全书基本都借着绪方先生、松田和藤原之口，讲出世道变了的话。有些人觉得变好了，有些人觉得变坏了。全书并未对此进行评判，读者可以自行理解。

　　新与旧：挥挥手，向前看

　　佐知子的“相好”是美国人，总是花钱享乐，一次一次的说要带佐知子去美国，却总食言。但佐知子却对他抱有无限的信任，这是笔者一直不是很理解的地方，直到全书最后揭示出我就是佐知子，笔者才恍然大悟。

　　虽然二郎相较于绪方先生已经算是“新人”，但仍然用旧的家庭框架限制我的生活，让我端茶倒水，指使我做这做那，甚至让我（佐知子）抛弃一直学习的英文。佐知子亦即我渴望离开，反映了渴望改变的信念，总之就是要离开长崎，离开旧生活，为此甚至可以拒绝富有的伯父的挽留。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曾经的“新人”我，在妮基面前也成为了“旧人”，我与妮基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幸好，在最后一章里，我和妮基关系得到了回温。

　　这种新旧的关系，更反映在小说强调的战后向前看精神之中。比如藤原太太说“我知道他们是敬爱死者，但仍旧不应该这样，他们应该想着未来才是”（24）；佐知子说“战争毁了我的很多东西，可是我还有我的女儿。正如你（指悦子）说的，我们应该往前看”（141）；我说“我们也许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但是还有那么多盼头”（141）；松田重夫说“那些少数认清时局的人却因直抒己见而被投进监狱。不过现在他们被释放了，他们将带领我们走向新的黎明”（189）。

　　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我送小女儿妮基回伦敦，“到门口时，妮基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还站在门口，似乎有点吃惊。我笑了笑，朝她挥挥手”（239）。对于过去的回忆，已经走到了“门口”，要向我道别的时候仍然回头，而我朝那些回忆挥挥手，既是一种怀恋，又是一种告别。朝她挥挥手，我们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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