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野心正是刘震云们的毒药

ThomasVan

　　一个百事不顺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只好不断换师傅(那时候)，为了做成一个像样的徒弟，被小城那个失败的老神父（他毕生只发展了9个信徒）改名，把戏剧的“百顺”改成“摩西”。但摩西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甚至，入赘之后他的姓氏也被一个叫吴香香的寡妇改成了女方的姓。当然，这场婚姻，也是继续失败，吴香香和邻居老高偷情、私奔。他们离开了那个叫“延津”的小城，假装找“奸夫淫妇”，摩西也离开了延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又改了，改成了他自小最崇拜的喊丧人的名字，罗长礼。这就叫《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半部——“出延津记”。

　　70年后，这个故事重演。在另一个小城，沁源。年轻人叫牛爱国，他的老婆也红杏出墙，跟照相馆的小蒋私奔，私奔了一次后，还和纱厂的采购员姐夫私奔。正好，他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假装去找老婆，牛爱国从沁源去了母亲的老家，延津。他母亲，就是吴摩西的继女，因为她母亲和情妇私奔，她离开了延津，中途被拐卖，然后远嫁沁源。这个故事呢，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下半部——“回延津记”。

　　和刘震云之前的小说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延续了对白丰富和“无巧不成书”的传统，新增的是，他的创作野心，出版商替他说出来的版本是“千年孤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孤独呢？按照刘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的，那就是“话找话”的孤独，“找知心朋友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儿，不是清朝艰难，不是民国艰难，也不是唐朝艰难，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的事儿。”

　　正是这个“从古至今”的逻辑，让我们看到了外祖父和外孙之间的“遗传”，这两个内向的男人，一起经历了妻子“偷人”的痛楚，一起经历了人生失败的遭遇，一起为了一个可以“说道”的朋友，四处奔走。

　　想了老半天，我还是没能明白，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呢？因为女人天生要偷情，所以男人天生孤独要找人倾诉？这和《论语》什么关系呢？和《圣经》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仅如此，刘震云还坚信，“清朝、明朝、唐朝是一个历史阶段，它总会过去的。朝代只是件衣服，最后你会发现，人无所谓穿哪个朝代的衣服，人就是人”，“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忙于去寻找“生活自己的规律”的刘震云，为了表达自己的“永恒的人性”(这种思路，让人想起了易中天的“三国成功学”)，干脆把生活本身也“永恒化”了，通读全书，时间跨越70年，但刘震云最擅长写的生活和社会，在这一次的写作中变成了一个大而化之的“本质”，没有辨识度，你难以分清，哪些是70年前的故事，哪些是70后的场景，大家的思维、习惯、境况，甚至连空气中的味道，都差不多。这样的处理，让人觉得，所谓“永恒的人性”，只不过是偷懒的概念化而已，这恰恰是那一代“美学青年”们的通病。

　　同理，刘震云把“说道”和“知心”的关系，也全然神秘化了，比“一见钟情”还神秘，至于能说道些什么，通常也是语焉不详。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刘震云所在意的。他所在意的，也许只有小说的戏剧感而已，从《手机》以降，登峰造极的是《我叫刘跃进》，一脉相承的是《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具戏剧感的作家，说好听点这是精于结构，说不好听，不知道是在写剧本还是在写小说。结构的精巧，固然能让人产生“这是一个好故事”的印象，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小说本来的力量，破坏了它的质感，使之趋于轻浮。

　　轻浮对于这个题材，是致命的，因为它的结构是“基督教—儒家”的，它试图探讨“人—人”社会与“人—神”社会的人心差异，元素很眩目，但最后却显得浮光掠影，过于冗长的琐碎叙事，使其沦落为碎碎念的家族往事。难怪书评人朱白说：“明明是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不厚道。”

　　而小说最可贵的地方，对中国底层民众内心孤寂落寞的提出和阐释，也因为这种概念化的写作，变得面目模糊。本是一个绝好的题材角度，刘也是绝顶聪明人，可这本书，正是败在算计和野心。在戏剧思维和写作野心的双重压榨下，它们成了令人叹息的殉葬品。

　　总字数：1337
　　作者：安乐村小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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