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之前——《死屋手记》

人生若只如初见

　　如果你翻看任何一本八九十年代的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出版的《死屋手记》，你都会在其译者序或译后记里读到革命式话语，大都是一些：“深刻揭露了……”和“大力抨击……”之类的话语，完全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位成一个伏契克式的作家。然而陀的这本书，恰恰没有浅薄如此。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像那些译者序中定位的伏契克式的作家怎么会在苏联时期被定义成一个受限阅读的作家（普通读者只能在图书馆里读他的作品，市面上不公开出售）。

　　作为监狱文学的发轫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以本尊身份写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作品，如同其后的索尔仁尼琴和普利莫•莱维。而是塑造一个杀妻者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里昂奇科夫的形象，陀老藏在这个虚构的形象后面，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俄罗斯远东的以自我经历为依托的故事。

　　1849年，正在创作连载小说《涅朵奇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在创作间歇期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这个由傅里叶的俄罗斯门徒彼得拉舍夫斯基创办的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军事中专学校（接近于升格前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一个理想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被彼得拉舍夫斯基吸引，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没有意识到小组里就有沙皇的暗探，他们早已被人家盯上。官方只是在等待一个借口来实施抓捕。

　　因为对《双重人格》的评价不高，陀思妥耶夫斯基愤而与其决裂的别林斯基的一封信成了导火索，事情起因于果戈里在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里面坦承自己的作品《死魂灵》是小年轻的冲动作品，以及一系列为农奴制辩护的话。别林斯基看书后立即回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致果戈里的信》，信中严肃批评果戈里的行为错误。此信发表后即被禁。

　　而在小组聚会中，朗诵此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给了沙皇密探以机会，在宣读公开信一周后，所有小组成员被一一抓捕。

　　在经过七个月的审判后，费奥多尔等21人被判处绞刑。

　　但是他们却被耍了，因为事先沙皇就只是想吓一吓这些热血青年，然后在刑场突然皇恩浩荡，来个特赦，通通发配了事。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发配西伯利亚的行程，他迷惘，同行的人有试图自杀的，有想逃跑的，在囚犯转运站，他遇到了多年之前的十二月党人的遗孀们，她们给这些流放犯以各种流放所需的装备，每个人一本福音书，这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的传承。

　　而作为唯一可以带进监狱里的书，福音书也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某种精神寄托，他把自己幻想成了那个受难中的耶稣，《死屋手记》的主人公和《白痴》的梅诗金都体现了这一点。

　　监狱生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不再是那个在白夜里幻想爱情的年轻写作者，在这里，死亡微不足道，尊严更不用提。

　　他看到，监狱里的这些人并不监狱外的那些人更邪恶或更无耻，有时候甚至比外面的那些人更高尚或伟大。

　　在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间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物。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错？……这究竟是谁之罪？”

　　俄罗斯这个民族也的确奇葩得可以，俄罗斯是一个疯狂的民族，他们总是把自己民族最具创造力的一群人流放，驱逐和关进监狱。在其后兴起的古拉格，也恰恰发扬了这一点，他们的当政者好像要把这个民族所有的有成就的人都投进劳动营才好嘛。你没有成为当政者的眼中钉，你说自己是俄罗斯作家都不好意思。

　　可以说西伯利亚的流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如高加索之于托尔斯泰，萨哈林之于契诃夫。远东地区也成为伟大俄罗斯作家的冶炼场。同时期的托尔斯泰，也选择去高加索地区服役，与车臣等族的接触；其后的契诃夫选择去了更远的萨哈林。

　　而监狱里的各种人：车臣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等，也预示未来俄罗斯的所有困境。这也是自列宁至普京的俄罗斯的统治者都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

　　死屋，对俄罗斯的某种隐喻，一如契诃夫的第六病房，这个国家死气沉沉，都是一些行尸走肉晃荡着，反而在监狱里，这些行尸走肉才焕发了某种生机，才有了希望。

　　只有在死屋才能复活，才能拯救。

　　字数：1492

　　转自：宝王白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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