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一》：伟大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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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布罗茨基生前出版了五部英文作品，其中三部是散文集，另外两部是诗集，其中一部诗集还是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1967在英国翻译出版，他并不认同。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国，着陆在美国，用桑塔格的话说，他像一枚从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承载着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还有他那来自俄国文学里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但无论什么样的天才诗人，他都不可能以写诗为生，最多以讲授诗歌为生，而且是用英语。

　　与纳博科夫承认自己虽然出生在俄国，最终成为了一名美国作家不同，布罗茨基只说自己是一名俄语诗人，美国公民。两者的差异不在于小说家与诗人的职业属性，而在于他们各自对语言敏感程度。布罗茨基总说自己的英文诗歌是二流作品，是游戏之作，他无法成为一名英语诗人，是因为他察觉到了英语与俄语之间巨大差异，比如他说英语是一种分析语言，而俄语是一种感性语言，而掌握了这两种语言，就会有一种发了疯似的感觉。他总认为用英语书写的诗歌无法到达原来的水准，但是他用英语书写的散文反而成了他作家的名望，而这些散文被认为是延续了俄国文学的传统，被看作是其他形式延续的诗歌。

　　这就是诗人的散文。无数诗人都曾创作各种散文，但是对于很多诗人而言，散文写作并不看作是自己诗歌写作的延续，最多是一种双手互搏之术，是消遣之作。用布罗茨基的比方来说，诗人可以在狭窄的环境中坐下来写一首诗，而在同样的窘迫中，散文作家绝不会想到写诗。散文作家可以从诗歌中学到很多，而诗人从散文中学到的不多。一个诗人可以在不需要读散文的情况下做诗人，但一个诗人只有为了生存的时候才会写作散文。与大多数散文不同，散文只有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成为一种介于诗歌与散文不同等级序列中的新体裁：诗人的散文。布罗茨基生前留下的三本散文集都是诗人散文的典范之作：《小于一》（1986）、《水灾标记》（1992）与《悲伤与理智》（1995）。其中两本已经有了中文版。

　　很多年前，我们通过刘文飞翻译的《文明的孩子》知晓了布罗茨基的散文名篇，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布罗茨基散文选集，一度是我的床头书，大概也是翻得最久的一本书。时间作出了最为公允的判断，散文的重量与书籍的重量并不能构成某种正比，在布罗茨基的散文中，散文的重量与语言的密度才是正比。而构成布罗茨基散文语言的正是他诗歌的语言。在黄灿然翻译的《小于一》的完整版中，我们再一次目睹了这一伟大的诗人散文构成的阅读加速度。这大概是我今年最为期待的一本书，也是我拿到手之后读得最多的一本书。几乎没有一位诗人的作品可以拥有这种独特的吸引我的魅力，除了布罗茨基以及他的阅读谱系和诗歌金链上所提及的致敬诗人。

　　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中提及到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布罗茨基的印象中，茨维塔耶娃的自传性随笔是一种“文学中的文学”，唯一能够接近这一地位的也只有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作品之间相似性的基本元素，是它们那纯粹语言学的过度饱和，它往往被视为情感的过度饱和，并且确实也常常反映后者。在写作的‘厚度’、意象的密度、句子的力度中，他们是如此接近，以致我们会怀疑他们即使不是与同一个‘主义’有血缘关系，也与它有派生、依附的关系……茨维塔耶娃与曼德尔施塔姆之间在散文中的相似性的关键之处，也正是他们作为诗人之间相异的理由：在于他们与语言的关系，或更准确些，在于他们对语言的依赖程度。”这种传统构成了一种紧张和对立，也构成了一种继承和发扬。所以布罗茨基认同和对抗的这些俄国文学的传统，最终成为了他自己写作的资源。

　　在这个传统中，安娜•阿赫玛托娃是布罗茨基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对立不是因为影响的焦虑，也不是紧张的对立，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惺惺相惜。我们都熟知布罗茨基去拜见阿赫玛托娃的故事，她听到了二十一岁的布罗茨基朗诵自己的诗歌《献给约翰•邓恩的哀歌》后，阿赫玛托娃说：“您自己都不明白您写出了什么样的东西！”阿赫玛托娃在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布罗茨基，她说布罗茨基这个年轻人某些方面让她想起了曼德尔施塔姆，她经常提及布罗茨基的一个思想，即诗歌中重要的东西是构思是伟大。而布罗茨基回忆他从阿赫玛托娃身上学到了什么：“我们去她那里，不是为了获得赞扬，不是为了获得文学上的承认，也不是为了在那里对于我们那些作品的鼓励……我们去她那里，是因为她能让我们的心灵运动起来，是因为有她在场，你似乎就会拒绝自己，就会拒绝你所处的那一心灵的、精神的水准，就会为了她所使用的‘语言’而拒绝你在与现实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

　　布罗茨基为《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西方的出版所写的序言《文明的孩子》，以及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去世后所写到《悼词》都收录在散文集《小于一》中，这也是布罗茨基流传甚广的两篇诗人的散文。对布罗茨基而言，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传统继承，娜杰日达作为诗人的遗孀，通过背诵去世诗人的诗歌完成了某种写作上转型，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变成为了逃避极权恐怖主义和政治审查的生存策略。她写的回忆录延续了诗人的诗歌创作，诗人的思维和语言成为了她写作回忆的最高形式：“诗歌在本质上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这最高形式已因为背诵丈夫的世行而成为了她的血肉，而她的回忆录在内容上和风格上，无非是这最高形式的附笔。”只有了解娜杰日达和二十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这种诗人的散文为何总是自传性，为何他们的语言如此浓缩和凝练。因为在一个一个恐怖的语境中，只有浓缩的语言，加速度的思维才能逃脱重力的束缚，深深镌刻在脑海里，而不是纸上，因为一切落在纸上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

　　布罗茨基在《在但丁的阴影下》中提及，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可能是理所当然的，它永远都会被置于前辈和先行者的比较之下审视。因此成为一个诗人，就意味着要与那些伟大的阴影辩论，也许这个过程中阴影足够巨大，把我们全都遮挡，也许我们能够打破阴影的诅咒，突围而出。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与伟大的阴影搏斗。换句话说，《小于一》中的散文记录了布罗茨基与那些伟大的阴影相处的方式，搏斗的过程，以及他如何成为了这些伟大阴影的总和。

　　2014/11/28书

　　字数：2253
　　转自：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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