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大宗师》曾借孔子之口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说的是“道术”,但道理显然不只适用于“道术”。凡人所借以生存而须臾不可离者,皆如鱼之于水,是很容易“相忘”的。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工具和形塑人群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也为界定一个人的身份与认同提供了可能和限界,同样属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物。但与庄子所倾心的不同,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无事生非”,将那些被遗忘之物重新唤回我们的意识之中,使其成为我们审视的对象。20世纪晚期,随着“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的兴起,语言也和身体、姿态、衣着等日常事实一样,引发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催生了一个被称为“语言社会史”或“语言文化史”的领域。
语言仿佛空气一般,弥漫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它将物质与心灵、群体与自我、过去与未来串联衔接,使世界成为一个可被我们认识和利用的整体。人受制于世界,也受制于语言。借用一个曾经时髦一时的比拟,语言乃是人的“牢笼”。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1925—2018)曾说:一个人使用何种语言,取决于他“是谁”。当然,一个人“是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的事实,不能全由自主;而且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其实也未必具有自由选择自己语言的权利和能力。人一旦丧失了“表达自己的‘真正’所指”的能力,就会使“真理”趋于“模糊”,同时也丧失了通过行动而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似是而非”的支持者。